职业教育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，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我国如何积极应对？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培养更多高素质职业人才，是一个举办着全球最大规模职业教育的国家，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，从而保持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发展，增强国家强大竞争力亟需解决的问题。基于此，在国家法律层面，给予职业教育以有法可依的制度、规范和标准，以及有章可循的权利、义务和保障，这是一个重大的法治问题，更是当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，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。26年前的1996年制定实施的《职业教育法》，曾经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。为适应新形式新要求新发展，迫切需要对职业教育法加以修订。经历14年的修法实践的精心打磨，2022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并颁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（以下简称新《职业教育法》），并于2022年5月正式生效。
结果离不开过程。人们常说，没有过程的“因”，就没有结果的“果”。在这里，过程是需要时间的，且是过程是运动和变化的。任何事物在其生存的时空中，只有经历量的积累和质的飞跃，才能成就结果的斐然。而大凡这样一个长过程皆可分成若干阶段，每个阶段的结果往往是新阶段的起点。邢晖《<职业教育法>修订的历程回顾与新法内涵基本点及其影响的分析》（以下简称邢文）一文，详实而有见地回顾了这一长达14年的修法历程。邢文的发表，使社会各界对新《职业教育法》的出台，有了一个更加全面、概括、深入的了解。邢文读后我以为，文章逻辑清晰、内容丰富、资料详实、研究深入、张弛有度，其主要建树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一、回顾修法历程的宏大叙事
要将国家14 年修法过程，用简洁通达而不是拖沓累赘的语言给予历史的再现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谓宏大叙事，作为一种“完整的叙事”，具有主题性、目的性、连贯性和统一性。因此，对14年修法过程之中发生的纷繁复杂的所作所为，包括那些看似不大却极具关键影响的“小”事不被遗漏，能够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，需要作者具有从容的驾驭和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能力。
邢文以重要时间节点为逻辑主线，以重要文件、重要机构、重大事件为关键点，紧密结合修法任务和条款内容逐步展开递进，终于将14年的修法历程勾勒为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，从而使其有血有肉的呈现在读者面前。依据我的理解，这三个阶段修法历程，其重心在于：
第一阶段为2008.10—2014.06，可以说是修法方案的起草阶段。由于职业教育法的跨界性，导致多方不同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，避免不了相互之间的博弈和碰撞，这就使得法律修订草案难以平衡各方诉求和利益。所以，尽管这一阶段跨度长达6年，占整个修法总时间的43%，但基于上述原因，在这一阶段修法草案并未成熟，没有形成一致性意见，以至于没有上升为国务院常务会议题，更没有提交到全国人大。但是，这一阶段为后续进一步修法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第二阶段为2014.07—2020.08，可以说是修法方案的完善阶段。由于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的参加、把控和指导。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也为6年，其主要工作是针对起草阶段出现的问题，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，主要表现在五“点”突破：第一，体现新时代特征的指导思想是基点；第二，突出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是亮点；第三，健全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是突破点；第四，破解职业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是重点；第五，紧跟时代需求而建规立制是增长点。这一阶段的突破，成为修法草案进入决策层的前提。
第三阶段为2020.09—2022.04，可以说是修法方案的定稿阶段。由于习近平总书记对2021 年4 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给予了高瞻远瞩的指示：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、能工巧匠、大国工匠，这就大大加快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进程。2022 年4 月20 日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国务院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（修订草案）》基础上，高票通过了这部新法并宣布于5月1 日正式实施，至此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
邢晖作为参加修法全程的学者，其亲身感受是：《职业教育法》修订过程，“历时长，路曲折，有反复，来之不易。整个历程比想象和预期要缓慢和困难得多，一茬茬起草组，一个个研究团队，一次次咨询会、座谈会、研讨会，走访、考察，质疑、争鸣，一份份报告、论文、文件、建议”。这段描述，使广大读者深切地体会到修法历程的不易。
我觉得，邢文还值得大加点赞的是：夹叙夹议的写法令人影响深刻，特别是作者亲历亲为的修法历程，与其无时无刻不在的自省式提问紧密结合加以铺展，令人耳目一新：“对《职业教育法》修订的边界、思路、框架和内容等不同看法，如修法有没有必要，是必须改还是可以不改？是快改还是慢改？修法尺度有多大，是大改、中改、还是小改？修法大体什么框架，几章多少条反映了什么？修法有何新立意，怎样体现与时俱进？”无疑表明，作者不是被动地接受修法任务，而是主动地反思，将国家任务与个人哲思融入修法历程之中。
基于此，邢文的宏大叙事，为读者展现了一张张、一幅幅、一帧帧，多角度立体的修法历程画卷。
二、伴随修法历程的科学研究
对于研究者来说，参加国家重大教育决策制定过程，是一个锻炼自己如何将研究与为政策建言相结合的绝佳机会，也是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研究实践。参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的修法工作，不是一个仅仅与个人相关的研究课题，而是一个关乎国家层面、影响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法治问题。
邢晖长期从事职业教育研究，曾担任北京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，又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深耕多年，担任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和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，具有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很高的研究水平。邢文在写实的回顾14年修法历程的基础上，又对新《职业教育法》的精神内涵进行了深刻挖掘。
邢晖以研究者的独特视野，将新《职业教育法》的精神内涵归纳为五个基本点，即类型、多样、融通、放权、提质五个关键词，同时与之对应的是新《职业教育法》对未来职业教育发展趋势的研判：将会实现从层次到类型、从单一到多元、从封闭到通达、从统一到下放、从数量到质量等五个方面的转变。其研究逻辑清晰，推理严谨，廓清了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种种误读和误解，具有“拨开云雾见青天”的效果。
邢文对我的启示，或者就我的理解来说，其研究结论所给出的五个关键词，实际上是作者伴随修法历程展开研究的五条路线。
一是层次说——类型论。邢文主要指的是关于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问题。由于新《职业教育法》郑重地从法律层面宣示：职业教育是具有与普通教育同样地位的教育类型。邢文的研究明确指出这一定位影响深远，厘清了职业教育的人才结构、培养内涵、教育贡献、社会地位，使得职业教育本身的特征或者说个性更加明显。
二是单一说——多元论。邢文主要指的是关于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问题。由于新《职业教育法》清晰地从法律层面规定：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、分级管理、地方为主、行业指导、校企合作、社会参与的发展模式。邢文的研究预示未来办学主体必然从单一走向协同，相关主体更加多元，而企业作为重要办学主体地位会更加突出。
三是封闭说——开放论。邢文主要指的是关于职业教育的体系通融问题。由于新《职业教育法》明确地从法律层面强调：建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产教深度融合，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，不同层次职业教育有效贯通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。邢文的研究指出未来教育体系相互融合、衔接和通达会更好。
四是统一说——放权论。邢文主要指的是关于职业教育的职权责权问题。由于新《职业教育法》卓识地从法律层面确立：国务院协调，教育部门统筹及相关部门各司其职，省级负责本区域管理统筹、督导评估，县级以上政府配合，四层级确权，以及地方主责、企业主体、学校自主、师生主人四要素放权。邢文的研究预言职业教育管理将更好地从“统”走向“放”。
五是数量说——质量论。邢文主要指的是关于职业教育的质量绩效问题。由于新《职业教育法》鲜明地从法律层面提出：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是职业教育的目标追求与发展方向。邢文的研究认为，加强职业教育的标准、学校、专业、教材、资源、基地、校风、师资、竞赛、评价诸要素建设，从数量向质量发展的制度安排是新法主线。
三、领略修法历程的体认思考
邢文认为，新《职业教育法》犹如定海神针，是职业教育最新的法律规范，是职业教育最高的纲领准绳，是职业教育守正创新的样板，也是职业教育继往开来的护卫。
1.新《职业教育法》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基础
邢文指出，整个修法历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汲取了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最新政策、实践和理论成果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，落实党的十九大、全国教育大会及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在融会贯通《国务院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见》的基础上，紧密围绕职业教育类型定位、基本任务和根本制度、重点热点难点问题，对法律文本进行了统筹设计，明晰定义、规制范畴，其相较于1996年版职业教育法，不仅在章节条款和内容篇幅上有较大扩充，更重要的是在内涵上的守正创新和与时俱进。
2.新《职业教育法》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挑战
邢文以为，新《职业教育法》的出台，历经千锤百炼、精雕细刻，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，是21 世纪以来职业教育的集成性重要成就，为职业教育提质培优、增值赋能、以质图强，提供了重要的法律指引、规范依据和发展空间，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了法治基础，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。
邢文强调，新法的关键在落实、落地、落小和落细，迫切需要将其转换成各地方、各部门、各学校的实践行动。当下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是：如何解决规模和数量及其职普结构性偏失的困境、校企合作困难、师资供给局限性、办学条件不足，以及升学和就业的统筹、社会认同度和吸引力不强等问题。
邢文预判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刚刚起步，还需要长期的克难攻坚。新《职业教育法》也未必尽善尽美，还只是对职业教育现状的有限解决，不可能全面突破，未来仍旧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，对法律文本进行动态调整，因时因势而动。特别是由于数字化时代社会变革的加剧，法律条文的长效性、适应性、时代性，必然是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。
最后，需要指出的是，邢文采用比较研究方法，将1996年《职业教育法》、2019年教育部《征求意见稿》、2021年国务院《修订草案》、2022年全国人大正式颁布《职业教育法》这些重要的文本内容，通过对照表进行比较，使得前后修改的条款一目了然。这为今后在对国家重大的政策或措施的调整进行解读和研究时，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本。